如果校园确有一道风景线的话，那么将一九九○年代与八○年代相比，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很多研究生将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一九八○年代对导师的称呼一般为“先生”。

从时代背景来看，这一商业性的称呼在校园叫响，很可能受到一九九○年代初那个“全民皆商”大潮的影响。

马云：是在说我吗？

最初“老板”作为最被推崇和最值得炫耀的称呼，研究生们用来称呼自己的导师，或许还带有几分尊敬。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今天早已不在，但“老板”的称呼仍不绝于耳，原因不在于社会，而在于导师自身的角色出现了转换。

毕竟，早已让人熟视无睹的是，今天学术界太多的课题和学术著作虽由导师署名，实际完成者却是研究生。于是乎，“老板”取代“先生”就不只是学生们的调侃戏谑，而在于宣示或命名师生关系中雇佣/被雇佣、购买/出售的性质。

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的教授虽也被学生们称为“老板”，但那只是就在社会上有声望、有地位的少数几个大牌教授而言，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

王钟翰先生回忆，一九七○年代初他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整理标点《清史稿》，顾颉刚为“二十四史”总编，一次到书局看望大家，有人将其介绍给顾先生，顾先生则说：“不用介绍，吾人是老伙计了！”意指王先生在三○年代燕京大学就读时，上过顾先生开的春秋史和战国史两门课，有师生之谊。实际上，这里的“老伙计”一词，表明其时师生关系中虽然也有学生为先生搜集资料、做教辅工作，性质却如传统社会中的东伙——东家出资，伙计出力，一起做事，利益均沾。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当一切成为交换价值之后，历史上那些曾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也必将失去昔日的灵光，导师自然也应包括在内。从中国传统的角度视之，这更意味着“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毕竟，历史上的中国，师生关系由“师道”定位和表述，意义在于，从师的方面来说，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从生的方面来说，不耻下问，笃志向学。

先秦之时，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孔子询官于郯子、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寰、问礼于老聃，后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这些在中国文化精神中都被作为尊师好学的典范，垂教后世。

两汉之学最重“师道”，若“斯文有传，学者有师”一定会被时誉推崇，师生关系也被赋予“守学而不失师法”的新意。宣帝时，以说《诗》时誉煊赫的匡衡，岁课策试不应令而被任命为掌故。后来他从京师调补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教官，京师的学者以为其离去将使学术蒙失损失，纷纷上书朝廷请求收回成命，理由是“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到了韩愈之时，虽然人益不事师，他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撰写《师说》一文，强调“吾师道也”，将师生关系定位在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上。

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中国文化精神的韧性举世周知。虽则“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但在历史中却不断被重新振起，薪尽火传，直到一九二○至三○年代仍绵绵无绝，甚至到了一九八○年代或依稀可辨其流风余韵。至于一九九○年代“老板”的称呼以及与之相应的师生关系，未必一定是传统“师道”的终结。况且，真正名副其实的“老板”只是那些手中掌握学术资源最多、学问做得最少的均衡者，对于大多一介书生的普通教师来说，“老板”的称呼有其名而无其实。

本文出自

《学者的本分：传统士人、近代变革及学术制度》

（有删节）

作者胡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致歉

本文集以中国传统士人的气节与传统行政权力下的尊师重道为切入点，论及近代以来的时风、士风与学风，类比西方学术制度与自由思想之形塑，针对近代变革中的知识分子之际遇与现代学人急躁求进之学风、近代以来“士”风日下与道德重塑，阐发了学者“曲学阿世”的责任与使命。全书的核心问题是试图讨论如何构建一个更好的学术外部、内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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