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至清四百多年历史中，中国历史上主要异姓王朝中央政权共发生24次更迭，单就更替方式而言，禅让制13次(占54％)，暴力革命9次(占38％)，民族征伐2次(占8％)。其中夏商周秦汉王朝更迭主要依靠暴力革命；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王朝更替主要依靠禅让；宋元明清王朝更替方式主要依靠民族征伐。可见“禅让”是中国古代王朝更迭过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历史朝代演进图
诚如“政治现实主义”者所言，所谓“天下为有德者居之”的禅让不过是权力政治的把戏。但对“禅让”这一问题的剖析也着实有利于了解中国古代王朝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特别是对传统政治社会中皇权价值的认识。
论及禅让，史学界莫衷一是，主要有三种观点：“禅让伪造说”，以及“禅让实有说”下的社会学以及政治学解释。
1、禅让伪造说
自刘知己《史通·疑古》用《汲冢琐语》“舜放尧于平阳”说疑《尧典·序》谓“让国徒虚语”，学界始有疑其伪者。清末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认为禅让是孔子的托古改制，由此尧舜禅让遭质疑；后顾颉刚先生以疑古派之眼光考定：“禅让传说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义而造出来的”。
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反映了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
2、禅让实有说
然而，唐后多数学者依旧相信尧舜禅让为真，现当代学者更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此即为“禅让实有说”。在能够以和平方式改朝换代时，禅让的社会学解释便兴盛并发展：
一者认为关乎“氏族社会血缘归属”；
二者认为是“部落联盟之民主推举”古风。
在不得不以革命手段改朝换代时，政治学解释便兴盛，以权力现实主义视角对禅让进行解读：
《孟子·万章上》日：“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
《古本竹书纪年》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韩非子·说疑》日：“舜逼尧，禹逼舜”。
综上可见，无论是“禅让伪造说”，还是“禅让实有说”都是在上古不同文化系统之主导精神的影响下产生的；而“禅让实有说”中的“社会学”与“政治学”解释更是在不同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下，依据社会主导思潮的变化而发展的一种社会政治学说。
虽然无法论证“三代禅让”的真伪，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后世所记载的异姓中央王朝权力变更的过程中，探究“禅让实践”的演变轨迹，从而剖析不同时期王朝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以及传统社会对于皇权认知的变迁。
初始元年，西汉孺子婴禅位王莽，建号“新”。王莽自导自演了一场“代汉受命”的闹剧，完成了朝野舆论已久的“禅位”。《汉书·王莽传》记载如下：
与殷商的“天命观”被周朝修正的“天命观”所取代，天命为民情所制不同，王莽的受禅得益于在此基础上被加人“阴阳五行谶纬”之学，进而催生了第二次规范革命的“德运观”。
战国后期，邹衍用阴阳变化和五行替代观念考察社会历史，创立了“五德终始学说”，谓历史王朝各有以符瑞为征兆的德运，德运相合是此一王朝能替代上一王朝的决定性原因：
夏禹时“草木秋冬不杀”而尚木；
商汤时“刃生于水”故尚金，金克木，所以汤革夏命成功；
周文王时“赤乌衔丹书”故尚火，火克金，所以武王革殷商之命而灭纣；
到了汉代“五德终始学说”进一步得到发展。汉武帝时，董仲舒在“天人感应”理论指导下，对五行相生观念进行了更加细密的推演，使之成为一套论说严密的系统化哲学理论体系。但在学说发展上却没有突破已有“禅让说”的理论框架。随后，刘向、刘歆父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禅让德运观”，即将五行、五方与帝德、帝运相结合而形成的帝王德运终始循环学说。
五德终始说：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
此番学说反而被王莽所利用，称“汉赤德已尽”，“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黄德即土德，故王莽“土德当代”。据王莽所作之《自本》，他是黄帝和虞舜之后，依刘向、刘歆父子德运系统，黄帝和虞舜的德运是土德，所以他能当土德而代汉承天命。基于此,他在告祭汉高祖庙时才大言不惭地说“予之始皇祖考虞帝受禅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
加之王莽辅政期间多施惠及读书人之德政，更兼祥瑞四起，谶符造势。当此之时“天意”“民情”和“德运”具备，故王莽便在“千呼万唤”中“不得已”“受禅”于孺子婴。这正与诏文中反复提及的“天命”“兆民”和“服色”相呼应，尽显两次权力规范革命的文化符号。
王莽篡汉指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建立新朝的历史事件。
礼制在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即便是皇帝，也仅能整理和颁布礼制，而不能随意变更礼制，无论皇帝本人愿意与否，均要受到礼制的严格约束，否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被视为“失德”。就禅让政治而言，禅让双方尤其是受禅者也必须要遵守某些“礼法”，否则权力转移将失去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而受到文化系统的批评和民众的背弃，甚者将造成政局动荡，进而诱发灾祸。
《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
汉魏故事中的曹丕受禅，可谓遵循礼制的典范。据《三国志》载经过“汉献帝两次提议”，“近臣三次奏请”“少数大臣六次奏请”，“群臣三次奏请”，“三公九卿两次劝进”，“汉帝三次下诏”和魏王“十二次拒绝”之后，曹丕才终于接受禅让。其过程不可为不“艰难”：
第一阶段：汉帝请禅→近臣上书→魏王婉辞；太史丞献谶纬魏王怒斥；群僚上书→魏王坚辞；汉帝再请→尚书令两奏→魏王两辞；
第二阶段：近臣奏禅仪→王拒且还玺绶；将军两奏王两辞催还玺绶；近臣上奏→王婉辞；王请辞相位→博士奏请受禅→王谦辞；
第三阶段：汉帝下诏→尚书令奏禅仪→王无奈；魏王再上书还玺绶→汉帝又下诏→三公九卿劝进→魏王谦辞；魏王再上书→三公九卿再劝进→汉帝再下诏→尚书令再奏禅仪→魏王乃可；
第四阶段：册封汉帝山阳公并其他。
延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曹丕登受禅台称帝，改元黄初，改雒阳为洛阳，大赦天下。
纵观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皇权禅让的政治实践，曹丕受禅是最为尊奉礼法。尤其是其“三辞帝诏”“十二次辞禅”的举动，着实让后世感受到：鼎之轻重，不可轻问。并为后世的禅让提供了制度参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禅让者以“德薄”不堪天佑为由，提请禅让，而受禅者则以“有德代无德”，以“顺人心，安天命”。汉献帝在提请禅让时曰：“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而曹丕则受禅曰：“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汉主以神器宜授于臣，宪章有虞，致位于丕……与群寮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唯尔有神，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鱼乎！’微大魏，则臣等之白骨交横于旷野矣……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民命之悬于魏政，三十有余年矣，此乃千世时至之会，万载一遇之秋；……辄营坛场，具礼仪，择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群神之，须禋祭毕，会群寮于朝堂,议年号、正朔、服色当施行，上”。
三公九卿古今官职对比图
其三，官方符命谶纬“专家”——太史丞以“天命德运”征兆加以劝进。在“天人感应”理论看来，天意的表达除了民情之外，更直接是通过祥瑞或灾祸等自然征兆加以表达。太史丞掌握天文历法知识，对民间出现的图谶和祥瑞加以说明，以此作为“天命德运”的直接佐证。由此，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圣人以德亲比天下，仁恩洽普，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圣人受命。’……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越：‘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
其四，善待禅位者山阳公。禅位者虽然因“德薄”而为“有德”者所代替，但其作为天命代言人的“文化符号”和“宗法家长”的地位仍然存在，仍然是旧王朝贵族、臣民的精神领袖。受禅者善待禅位者既是其“有德”的体现，又是安定人心、稳定天下的必然要求。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禅让实践中，因为受禅者所忌惮，鲜有禅位者能得善终。但无疑，汉献帝是幸运的。曹丕“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
刘协在14年后寿终，获谥“孝献皇帝”，以天子之礼安葬。其山阳国历传三世，共75年，西晋时依然沿袭。
虽说是禅让，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武力和暴力永远都是绕不过的话题。武力指的是对王朝主要军事力量的控制以及对其加以运用所获得的功绩和威名；而暴力则是指武力的破坏力，特别是对逊帝及其宗族的残忍对待。然而在这13次禅让实践中，以武力受禅天下，而又以暴力遗毒后世最为典型者莫过于宋武帝刘裕。
永初元年即公420年，刘裕受禅于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建号“大宋”。其受禅文仍采“天命德运”观，但鉴于“五胡乱华”后的动荡和战乱，以及刘裕在文治武功方面创立了不朽成就，故受禅文又增添了其个人之“魅力”。受禅文如下：
自隆安三年(399年)刘裕参军起义以来，对内平定战乱，先后消灭刘毅、卢循、司马休等割据势力，使南方出现了百年未有的统一局面；对外致力于北伐，消灭桓楚、西蜀、南燕、后秦等国，一度收复关中，建立了赫赫武功。得益于数十年的沙场征战，在对待禅位者这一问题上，刘裕显得极为果断，虽然“封晋帝为零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上书不为表，答表勿称诏。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皇妣为穆皇后，尊王太后为皇太后”。但是可惜的是“有其文而不备其礼”，逊帝的待遇是新朝给的，真正执行到何种程度，仍由新王朝决定。即位后的刘裕不久便谋杀司马德文及其幼子，之后更是对司马皇室痛下杀手，几乎夷灭全族，开了后世受禅之君屠杀逊帝及先朝宗室的先河。
自刘裕首开诛杀逊帝及其宗族后，随后的政治禅让就变成了““政治清洗”。直至古代社会的最后一次禅让——赵匡胤受禅，逊帝郭宗训的地位和待遇堪比刘协和曹奂。
既然有武力和暴力作为支撑，为何受禅者仍忌惮逊帝及其宗亲，必欲诛之而后快呢？这实际上是传统政治社会中皇权观念在作祟。尽管“天命德运”观中加入了“民意”和“德运更替”的思想，但是“天命”仍是核心。虽然逊帝“不肖无德”，但难保逊帝的后代不会出现“贤明之主”。在传统文化中，皇帝被看做精神领袖和宗法大宗，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文化和宗族价值。尽管依靠规范革命和礼法制度，通过禅让可实现权力转移，但皇权本身所被赋予的文化价值仍然存在。这就让受禅者不得不时时警惕，担心会被其后世或宗亲“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中国古代皇权主义所极力推崇和强化的“皇权观念”，一旦遭遇禅让，便不可避免地埋下了“政治屠杀和清洗”的祸根。特别是在乱世，受禅者既已凭靠武力受禅天下，必然善于以暴力免除受禅之祸！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东晋至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南朝刘宋开国君主。
后周显德七年即公元960年，赵匡胤凭借“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受禅于后周恭帝郭宗训，得以“禅让天下”，建号“大宋”。恭帝禅诏曰：
从这段禅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两层意思：第一，承认自己年少不能应对“大变”，失去天命人心；第二，赵匡胤掌握军事实力，赢得部将支持，后周皇族自愿将天下禅让与他。逊帝“无德”已是老生常谈，在此无须赘述，单看赵匡胤区别于以上三位“规范”、“制度”、“武力及暴力”的受禅方式，而是依赖将士们的推举之功。即便这并非是将士们对其真心拥护和爱戴的结果，而是将士们自谋私利、自求富贵所致。
五代十国后期形势
赵匡胤崭露头角之前的五代十国，完全就是一个以“军阀主义”为主导的混战阶段。统治系统内的不同层级，本质上并无差别。将领们的自利不法刺激了军士，军士们表面忠诚于将军，实际上也在借力将军谋取钱财富贵。这一时期的将士，某种意义上已沦落为“雇佣兵”：为钱财富贵而作战，而不顾伦理纲常、法纪王命。将领们清楚，要想获得兵士支持，必须给予其适度的回报，甚至纵容其抢掠、奸淫烧杀、肆意暴力的自娱自乐。否则，将领们就无法控制这只关乎其荣辱兴废的军队。
整个五代史，卖主求荣和谋朝篡位“互为表里”，且屡见不鲜。卖主求荣者往往一掌握权力，就可以左右政局，自然就产生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很快演变为谋朝篡逆，如朱温；而当篡逆者还没达到左右政局的局面之时，以一己私利，完全无视王朝的安危，“卖主求荣”便成其必然选择，如石敬瑭。
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坐困于太原，遂向契丹求援，割让幽云十六州，甘做“儿皇帝”。
故此，高平之战后，周世宗柴荣开始提拔基层将领赵匡胤改革军制，削弱藩镇势力，以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对军队加以垂直控制，以强化皇权，并提升军队战斗力，以此平定天下。军制改革相当成功，周世宗不仅加强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力，也使后周军队的战斗力空前提高，为周世宗的“赫赫武功”打下了坚实基础。相应的“军队国家化”后，将士们的利益就受损，既不能谋取“财货富贵”，又不能“任意自由”了。
而周世宗的早逝、赵匡胤的谶符威望以及周恭帝的年幼，使将士们“低落的情绪”找到了突破口和宣泄点。不论“陈桥事变”是否为赵匡胤所“自编自导”，可以肯定的是赵匡胤看准了将士们急切盼望“立功以求富贵”的利益需求。
“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
于是“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而赵匡胤则当场约法三章，并许下承诺：“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赵匡胤此语既满足了将士们“立功以求富贵”的利益要求，又防止了“纵军为祸”。如此，将士们的利益得到满足，朝廷官僚和百姓利益不受侵扰，又善待了后周皇族，可谓是“一箭三雕”。
虽然赵匡胤的受禅借助了将士们“五代遗毒的军阀主义”思想，但是在立国后，赵匡胤却继承了周世宗“军队国家化”的军制改革：仅一年后，赵匡胤便通过“杯酒释兵权”收回“功臣宿将”的兵权；并采取有效措施削弱藩镇，将地方的军权、财权、人事权和行政司法权统统收归中央，强化了皇权，从而避免了“禅让”的再次发生。
在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异姓王朝的皇权转移主要通过政治禅让的方式予以实现，其根源在于文化意义上皇权观念。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的皇权既有不断强化和突破的社会控制的物质力，更有皇权受命于天的精神力。同时，皇权是为儒家所强化的宗族礼法和传统文化的典型象征，皇帝是宗法上的大宗和传统文化的标志。由此，传统上禅让意味着皇权转移的合法性。
然而，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典的中央异姓王朝皇权转移下的禅让实践的分析发现：禅让逐渐从规范、制度上被加以突破，受暴力之胁迫，为利益所绑架，皇权的价值意义逐渐遭受破坏，皇权逐渐沦为利益的工具，为武力所驱使。宋之后，伴随着王朝兴替中的民族征伐，禅让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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