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吕祖谦学说与朱熹、陆九渊之学鼎足三分，风靡天下。吕祖谦弟子众多，早在乾道三年(1167年)，吕祖谦服母丧守墓武义明招山期间，附近学者慕名前来问学不在少数。乾道四年（1168年）秋，吕祖谦从武义明招山回到金华曹家巷的丽泽堂，并于这年冬天在丽泽堂授业讲学，且制订了第一个丽泽规约，四方学者更是争相趋之，“一时士人倾心向往”。仅查《宋元学案》中的《东莱学案》与《丽泽诸儒学案》，吕祖谦的嫡传有近百人之多。

然而，吕祖谦不幸英年早逝，吕学顿失核心领袖，许多吕门弟子或归于朱学，或趋向陆学，吕学已不复吕祖谦生前盛况。然吕学的传承并未消歇，尤其是吕祖谦传学重镇─婺州，“被东莱之教尤深，至今名士班班，其传盖未艾也。”又经南宋至明初四代传承者的前后相接，逐渐构成了以婺学这一以地望为纽带联结的学者名儒集团，且传承达数百年之久，为婺州赢得了“小邹鲁”的美誉。

一、吕祖谦逝世：以吕祖俭为中心的第一代传承

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因病逝世，丽泽诸儒痛失导师。此时，东莱胞弟吕祖俭，毅然独肩大任，继续传承吕祖谦学说，形成了为吕祖俭为中心的吕学第一代传人。吕祖俭（？—1200），字子约，号大愚，从小受业于父亲吕大器和兄长吕祖谦，故得父兄中原文献之传。吕祖谦在世时，吕祖俭曾协助乃兄创办丽泽书堂，常代吕祖谦给众弟子讲学。东莱逝世后，吕祖俭一方面继续与朱、陆、永嘉之学相互往复论辩，另一方面又与丽泽诸儒共同传播东莱学说而不遗余力，成为继东莱之后讲述吕学的中心人物。关于这一点，吕门弟子乔行简曰：“祖谦死，凡诸生皆承事祖俭，吕氏之学益明。”吕学再传王柏也说：“丽泽辍响，而大愚先生实嗣其音，故于同门朋友，拳拳笃叙若家人。”在以吕祖俭为中心的丽泽弟子主导下，婺州一地，吕学继续广泛流传，“有若李正节、侯茂钦、监察御史乔公世用、通判眉州赵公周锡，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义显，或以政事称，或以文学著，传之当世，布之简书，相去一百余载，人尤象而法之。呜呼，何其盛也！”

虽然东莱生前不乏明州弟子，但是吕学在明州传播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当在吕祖俭监仓及讲学明州之后。淳熙八年，吕祖俭被任命为监明州仓，适逢东莱病卒，朝廷怜悯其情准许服丧一年。吕祖俭服满兄丧后，于次年赴官任职。作为监仓，并无具体事务，所以吕祖俭有空暇广交当地学者，讲论往来不辍。当时，明州学者以陆九渊弟子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最为著名，号称“甬上四先生”，是“甬上心学”的杰出代表。吕祖俭与他们亦时常切磋讲习，“其时忠公（吕祖俭）方为吾乡仓监，昕夕与端宪（沈焕）兄弟晤，顾公治在城东，还往为劳。有船场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场木为制船。每忠公兴至，辄泛棹直抵湖上。端宪从水阁望见之，辄呼征君曰：‘大愚来矣。'相与出于岸上，或竟入讲堂，讨论终日，或同泛湖上。”

二、宋末元初：以北山四先生和王应麟为“吕学大宗”的第二代传承

朱熹虽生前常到婺州讲学，接引弟子众多，但真正“得朱子之学髓”，能代表金华朱学的首推由朱熹高足黄干传下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前承后继，史称“北山四先生”。由四先生开创的北山学派被视为朱学嫡脉，在元朝时成为官学，在婺州及全国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然细察北山学派的学术渊源，其与吕学有着较深关系。金华为吕祖谦传道的核心地域，作为乡后学的北山四先生，在师友渊源和乡里声气的推动下，且王柏、金履祥、许谦三人又常讲学于研究与传承吕学的中心─丽泽书院，因而与吕学关系密切。

三、元代以柳贯、黄溍、吴师道为首的婺州群儒的第三代传承

北山四先生以降，吕学在婺州地区有了更为繁荣的发展，这些吕学弟子在当时代表并引

领着时代的学术思潮。《宋元学案》也曾云：“东莱学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侨）再传而至黄文献（溍）、王忠文（袆）；一自王文宪（柏）再传而至柳文肃（贯）、宋文宪（濂），皆兼朱学，为有明开一代学绪之盛。”元代吕学的杰出代表即是分别在两支东莱学派续传中承上启下的柳贯与黄溍。

当年吕祖谦众多弟子，在元代也有诸多后人不坠家学，研习吕氏学说，因而也成为元代吕学的重要传承者。如东阳人李裕（1294─1338），高祖李大同从吕祖谦游，伯高祖李大有私淑吕祖谦之学，家学氛围浓厚。李裕自己也博学多才，诗文“披文相质，落纸斐然”。又有戚崇僧，金华人，吕祖谦弟子戚如琥之后，祖戚绍、父戚象祖都是王柏的讲友。戚崇僧一直致力于家学延续，后又从学于许谦，清苦自处，被同门推为高弟，著有《四书仪对》、《昭穆图》、《春秋纂例》等。

四、元明之际：以宋濂、王袆为盟主的第四代传承

元末，朱元璋起兵反元，在江浙曾建立以婺州为中心的浙东根据地，并在婺州网罗了大批文士，为定鼎天下出谋献策，贡献尤多。洪武建国后，朝廷礼仪、文教等制度决策，又多有赖于婺州士人的裁定，正如刘基所说：“圣天子龙兴江右，文学之士彬彬然为朝廷出者，金华之君子居多。”不仅如此，婺州诸儒在元末明初理学传承的断层期，起了重要的承接作用，“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婺州一地的理学也成为洪武儒学的主流。而婺州诸儒中的盟主，非宋濂与王袆莫属。

宋濂、王袆二人，在学统上，均可追溯到吕祖谦，又都以振兴吕学为己任。只是在为学气象上，宋濂既重心性道德，亦重经史文献、利义事功，最得东莱吕氏之学的学术态度，通诸家之说而取其长，汇诸家之博大气象，成为婺学的集大成者。而在史学精深方面，王袆更忠实于吕学精髓的原貌，无论在史学的见地上还是在治史的功底上，都要略胜于宋濂一筹，因而称其为明初史坛的盟主并不过分。一博一精，二人共同继承和发扬东莱吕学的优良传统。正基于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将宋濂、王袆二人列为“吕学续传”。

从上述四代吕学传承系谱中可以看出，文学的气氛越来越浓重。而这，也可说是贯彻了吕学重视文学的优良传统。吕祖谦不仅在理学内部调和朱陆之学，而且在理学外部也主张重道不废文，融合理学与文学，“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从吕祖谦开始，吕学弟子一直重视文学创作，婺州诸儒都有大量诗歌与散文作品，但吟诵的并非风月之词，而是始终贯彻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当然，作为吕学精髓的经史并重与崇尚务实的学术风格一直或隐或显地传递延续，由于受学术发展内在逻辑和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有时被文学掩盖，以致黄百家作出“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的误判，但黄氏仍认为理学的因子深深根植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以传承，“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理学如此，史学亦是如此。正因为此，南宋至明清数百年间，浙东地区形成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学派，历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