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我出生在一个国营单位普通干部家庭，父亲是这家国营单位管教大队干部，母亲是一名普通干部家属。我前面是三个姐姐，她们分别比我大两到七岁，我是老小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外人眼里我肯定是家里的惯宝宝，但我不记得父母待我，与待我姐姐们有什么不同。

对于我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了，只记得我没上过幼儿园，仅有的印象就是在家门口，和姐姐玩和泥巴炸炮。那时候，全家是怎么住的，每天三顿饭都吃些啥，统统没什么记忆了。

1970年初夏的一天，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下放农村，是父亲单位的卡车，驮着我们全部家当和全家人，前往距县城西六七十里外，一个叫江店公社方堰大队车老庄的地方。记得到达的当晚，我们全家挤在一间发散着特别难闻的牛臊味儿的生产队牛棚里，不记得在这间牛棚住了多久，后来搬进当地公家为我们家新建的，三间正房和一间厨房的土坯房里，后来还建了土坯墙的院子。新房子建在一口水塘的北岸，水塘大约有一个半篮球场大小，水塘的水可以洗衣服，但饮用水须到屋后另一个大水塘里去取，全庄另外几户人家的饮用水都从那里取。住进新房子安顿下来后，在本庄大爷大娘陆陆续续帮助下，我们家屋后栽的竹子慢慢长成了一片竹林，厨房一侧盖了猪圈，全家开始学着养猪，院子里还搭了棚子开始养起了鸡、鸭、鹅。

72年秋开学季，我上学了，学校和大队部、医务所挨在一起，离我家大约里把路，这年我虚岁八岁。妈妈是我第一任语文老师，记得刚入学时，她天天教我们aoeu念拼音，因为没上过幼儿园，八岁的我才开始慢慢识字。教算术的是位姓周的男老师，他上课很严厉，动辄打人，对调皮捣蛋学生和笨蛋学生，常用的方式就是用指关节敲头，叫叮叮刮子，我害怕挨他敲，所以不敢调皮捣蛋，算术成绩也不错。因为妈妈是语文老师，要为妈妈争点气，我的语文成绩也不错。两科成绩都不错，人也不调皮捣蛋，最后我当上了班长。

那时候，农村学校很穷，连个广播都没有，广播体操也做不了。每到上体育课，不是抢全校唯一的皮球玩，就是单腿独立玩“斗鸡”，记忆中没有其他项目来完成体育运动。

在贫下中农影响下，学校经常组织全体学生义务劳动，比如到田野里去拔草，然后丢进生产队专门开挖的积肥坑里沤，等需要施肥时，社员们用粪萁把这些肥料挑到庄稼地里。劳动光荣啊！我们这些小孩子干得也很卖力。

除了经常在学校参加劳动，家庭劳动也是常态化的，比如，和姐姐抬水倒水缸、拾柴、打猪草、放鹅、拾稻子等等，只要家里有啥活，我就和姐姐们一起干，那时候年纪小、个子小，姐姐们总让着我，说不在乎干多少，肯干就好。

不记得那是哪一年，我戴上红领巾当上了红小兵，还被学校选为“路线教育”宣传队队员，排练舞蹈“我爱北京天安门”和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智斗片段，我演刁德一，最后参加公社汇演时还获过奖。记得在公社汇演要过夜，所以出发前，学校要求每个队员各自带上被子，过夜时就在公社大礼堂弄些稻草打地铺，领队的男女老师也在其中，男女队员分隔一边，男对男女对女两床被子，一床铺一床盖，两人一被窝，每到熄灯睡觉前，大家嘻戏说笑特别开心。

想起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当属县里电影队到我们那儿放电影。放映员有两个，记得一个姓何一个姓徐，他们一到大队部，最先知道的就是学校里我们这些孩子，听说晚上要放电影，大家就像等着过大年一样高兴，甚至听课都会走神，就盼着放学回家扒口饭，晚上带上小板凳领着大人来看电影，大人没忙好自己就先跑，先去占个好位子。啥《地雷战》、《地道战》、《智取威虎山》等革命题材电影，我就在下放那几年看的。记得看完《地雷战》，我和同庄的小伙伴们在不上学又没活干的时候，找块场地挖坑、埋雷、捋线，几个小伙伴演八路，另几个小伙伴演小鬼子，八路这边一拉线，从坑里拉出来的尘土一散发，几个小鬼子立刻倒地被炸死。这种玩法我们玩得很开心，所以至今印象深刻。

在农村上小学那几年，我是一边上学一边玩耍一边帮家里干活，慢慢的从孩童长成了少年，在那个大家都很穷的年代里，因为爸爸每月还有六十多元的工资养家，所以我也没觉得生活有多苦日子有多难，反倒是同庄上的那些善良纯朴的大爷大娘们日子过的艰难，却给予我们这个外来户许多帮助，这也令我们全家心存感激终生难忘。

1977年我小学毕业升了初中，在江店中学上学没多久，爸爸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们：准备回城！不记得是当年哪一月哪一天了，我们全家告别了车老庄，告别了车老庄的大爷大娘们，告别了车老庄我那些小伙伴们，依依不舍踏上了回城之路，这一回一晃四十七年了，想想真是让人难忘，让人遗憾的事也有，那就是没和曾经的土坯房的家、那片乡村风貌和曾经的小伙伴合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