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湘

武进人陶湘（1871—1940），字兰泉，号涉园，中国近现代藏书大家、刻书家。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亦官亦商，处事滴水不漏；显隐之间，家风绵延不坠。他30年藏书30万卷，然而却集于自身，又散于自身，是聚也匆匆，散也匆匆。

△左图为涉园初建成时的样貌，右图为现位于成都道14号的涉园

△涉园文物信息

陶湘少年时的居所在常州青果巷，现已不存。他大半的功业所在，特别是刻书策源地的陶氏旧宅涉园，如今是津门一处文化遗迹，与五大道其他优秀代表建筑一起，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常州有关单位在青果巷内为纪念陶湘，也拟中国文人藏书之志，新建了纪念性建筑——“涉园”藏书楼。虽相隔万里，但两地却因陶湘而有了“同名”的缘分。

少年得志，亦官亦商是能人

陶湘出生于慈溪，因生父陶恩泽在浙江慈溪做官，他从小跟着生父在外兜兜转。祖母过世，他随生父回到常州，在青果巷住了几年。光绪五年（1879），陶湘入嗣伯父陶锡祺，随嗣父来到山东恩县，跟从寄食的族兄陶钧考览六经，探综群纬，剖谬判疑，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他还曾以大兴（今属北京市）县籍身份到大兴县学读书（类似“高考移民”），后来还以“鸿胪寺序班”的身份（九品），捐得五品职衔，经过几年辛苦，被“以知府分省补用，并加三品衔”，这个头衔接近现在的副省级干部，可谓少年得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陶湘已有从官场转向实业的趋势。当年七月，即被盛宣怀、袁世凯委任为京汉铁路北路养路处机器厂总办并弹压地方事宜，属于“亦官亦商”，其间，因成绩突出被奏保奖二品衔。

陶湘转战实业，可能与同乡盛宣怀有关。盛宣怀本身也是亦官亦商，盛宣怀办实业需要人才，家住青果巷的陶家，与同住青果巷的李伯元家族、盛宣怀家族，或有姻亲，或有旧谊，且是“忘年交”的陶湘及其亲属，也是盛宣怀所知根知底的。

△青果巷二期涉园藏书楼

据陶湘自订年谱《武进陶湘字兰泉号涉园七十年记略》记载，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两宫祗谒见西陵，随办火车驻跸事宜”，此事被后人津津乐道。所谓“随办火车驻跸事宜”，在武进人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有一篇《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记载：“兰泉承宣怀旨，车中备铁床、茵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巾幔，围之……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为绣墩。”此诸多细节的描述，可知陶湘办事的精明干练，难怪盛宣怀会重用他。

光绪三十二年（1906），邮传部成立，尚书兼商约大臣的盛宣怀器重陶湘，将他调回部里，委任为京汉铁路全路副监督。到了宣统元年（1909），陶湘40岁时，诰封为资政大夫。鉴于外强入侵，国事日衰，朝廷腐败，民不聊生，陶湘萌生退出官场之意，后经盛宣怀委任为上海三新纱厂总办，从此退出政界。袁世凯复辟时，希望陶湘出山相助，虽然袁对陶有多次举荐之谊，但陶湘思虑再三，婉辞未就。

辛亥革命后，实业、金融界逐渐为世所重，陶湘以“精覈（hé）廉能”先后被公推为招商轮船局及汉冶萍煤铁矿等处董事，被财政部荐任上海中国银行监理官，又获公举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天津裕元纱厂经理、天津中国银行、北京交通银行总行代总经理等职。

几代为官的家庭背景，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不菲的经济收入，为陶湘日后藏书刻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藏书刻书，商场俗世之雅人

陶湘酷嗜“开花纸”殿版书，搜藏多达500余种，甚至超过内府所储的同类书，一时遂有“陶开花”之雅称。

如果说做官从商是“显”，那么藏书刻书就是“隐”。陶湘从小受其兄陶珙之熏陶，而陶珙早年就已藏书万卷。他在《清代殿板书始末记》自序中提到：“予购求殿板书起光绪十五年己丑，讫民国十八年己巳，得百数十种。”曾自言“生平于缥缃外，无他嗜”，因而被称为商场俗世之雅人。

△《百川书屋丛书》及其目录

陶湘收书，“日游坊市，初喜明人集部及胜代（清代）野史之属，嗣乃旁及钞校，上溢宋元”。遇有孤本秘籍，一直是不计其值地收购珍藏。收藏到宋代刊本《百川学海》之后，陶湘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百川书屋”。到陶湘40岁时，也就是任资政大夫时，藏书已相当丰富。他将藏书室取名为“涉园”。据傅增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题辞》记载，涉园藏书总数多达30万卷，藏书极富、刻书尤多，闻名遐迩，陶湘已跻身于大藏书家之行列。

他为中国藏书史贡献了三个名词。一是“陶刻”（亦作“陶本”）。陶湘刊刻的图书纸幅阔大疏朗，纸张洁白如玉，用墨犹如点漆，字体清秀悦目，装订整齐端方，见之则爱不释手，阅之则气爽神清，被藏书史家推誉为“陶刻”。陶湘身后半个多世纪，所刻之书已被视为“新善本”。二是“陶装”。傅增湘在《涉园藏书第一编序》中述之曰：“被以磁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钉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识为陶装者。”三是“陶氏书套”。陶湘对书爱护备至，稍有破损即觅良工修补，还亲自设计了月牙式四合书套，书林誉之为“陶氏书套”。

据陶湘之孙陶宗谦回忆，陶湘当年与天津文运堂经理王朋九关系密切，经常从该店购书。购来的书籍集中在天津解放南路奉化道的一套宅院内修补、装帧。请来的良工巧匠中有一位杨永维，人称“小杨子”，是天津文庙的裱糊行家，陶湘购来的书大都经他裱装。该宅院中晒书的情景，陶宗谦记忆深刻：遍地白花花的一片，书香飘逸，令人若置身书海而心旷神怡。

丰富的藏书也为陶湘校勘创造了条件，而精于校勘是保证刻书质量的关键。从1921年至1931年，涉园校勘、刻印的古籍均为当时所罕见。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中评价陶湘刻书成果：“以类求书书不同，巧于弃取绍陶公，藏书岂若传书久，欲散家赀养刻工。”刻书不但可以保存古代典籍，传播民族文化，还可以弥补存世之不足。陶湘由藏书转入刻书，可见其目光远大。经他刻印的古籍，不但校订优良，纸墨优美，而且行款装订均为佳妙，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界中享有盛誉。因此，很多人都委托陶氏代刻图书，如代张宗昌刻印《唐开成石壁十二经》，代潘复刻印许鸿磐遗著《方舆考证》等。

△张有轮旧藏《涉园墨萃》，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武进陶氏涉园彩印本

陶湘校刊的典籍主要有双照楼宋元本词、缪藏明抄本《儒学警悟》、宋咸淳本《百川学海》、“陶本”《营造法式》、《涉园墨萃》、《百川书屋丛书》、《喜咏轩丛书》等10种，元明戏曲6种等。

△“陶本”《营造法式》，朱启钤序

△《营造法式》三十六卷，宋李诫撰，陶湘刊彩印本，民国十八年

因在藏书刻书方面的成就。1926年，陶湘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员、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历时7年。

家风传承，显隐之间做善人

△陶渊明像

陶湘的远祖、东汉末年的陶谦，《吴书》记载：“谦性刚直，有大节。”到了东晋，无论是陶侃还是陶渊明，都是一时人望。在代代传承中，陶氏一族以五柳先生陶渊明为典范，延续儒雅仁德、勤奋务实、廉洁自律之风骨，形成了“耕读传家”的家风和“孝善为先、诚信为本、俭言养德、笃行立家”等家规家训。所号“涉园”，亦出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陶湘嗣父陶锡祺因清廉为官，政绩卓著，百姓为之立碑建生祠。陶湘耳濡目染，深受教诲，谨记“一日在官，则一日为民。”在遗嘱中，陶湘认为“至于为人，居心宜忠厚，万不可自炫聪明转流刻薄。俗云：此人不过五分钟热度，然有此五分即可与为善。如恐人毫厘千里，全在自己之学问阅历矣。易曰：‘勿以小善而不为，勿以小恶而为之’，此乃为人之秘诀，谨慎守之，即系准绳也！”这是他对子孙的谆谆教诲，其实也是他人生的准绳。

△“陶本”部分字体

陶湘不仅会“隐”，也会“显”。因祖风尚“大节”，尊崇“儒雅仁德、勤奋务实、廉洁自律”，他也坚持着祖风，在他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一准利用厚生之旨，厘定章则，斟酌盈虚，操觚算赢，亿能悉中，而羔羊食退，廉介自持，故所至之处无不纲举目张，成效大著”。在“厚生”这个方面，有一件事可见一斑。1921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第二次挤兑风潮，陶湘从中从容筹划，经过三个月，风潮归于稳定，此举挽救了大量家庭，被当时银行界称道不已。

陶湘致力于校勘、整理、刻印古籍，为的是保存“国粹”。北京曾名噪一时的老书店修绠堂（中国书店隆福寺店的前身），1915年由孙锡龄和孙诚检父子创办。开业时资金短缺，陶湘从资金和货源上给他们极大的帮助。还把家中数百卷藏书交给修绠堂代卖，又专门请人刻印了宋、元47家诗词交书店出售，帮助修绠堂支撑了最初的局面。

陶湘60岁寿辰时，苏州近代藏书家、校勘学家章钰作诗为贺，诗句“书福与墨缘，从此到耄耋，传人即传己，早得长生诀”，便是对陶湘奋斗终生、使文化典籍得以保存和传播的褒扬。

△《涉园所见宋板书影》第一、二辑

1939年抗战初始，陶湘得知子女要为自己70岁生日祝寿，极力劝止：“余何人，老拙无能，古稀曷贵，何足言寿；今何时，烟尘遍地，国难未纾，更何心言寿。虽然人子思娱其亲，恒情也。余平生志趣，惟书是嗜，初则收书，继则刻书。承当代通人不弃，小有因缘。不无可念”。1939年8月23日，上海《申报》刊载了陶湘70寿辰时将亲友之寿礼悉数折资移赠建设上海灾童教养所事宜。

△《溧阳陶氏迁常支谱》部分

家风传承，修谱为要。陶湘临终前完成了《溧阳陶氏迁常支谱》之最后修订，此为研究我国谱牒之“样本”。另有考订清代殿版内容的文章《清代殿板书始末记》等，都是嘉惠后学之举。

万卷藏刻，聚散之际见为人

“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道出了典籍聚散的甘苦。

1930年，陶湘夫人逝世，家务无人照料，又不善理财，专事刻印古籍，入不敷出，难以供养子女读大学，家境每况愈下。于是他开始出售藏书，同时继续刊刻古籍，以维持生计。1932年，谢职故宫博物院居家，致力纂述工作。

1934年至1939年，陶湘在上海购房并正式寓于上海后，经济日窘，刻书难以进行，便将历年随时录要、记载、编辑的重要书目完成，以铅字排版印行。后又将历来收集的石印和玻璃板印行的有关金石、图籍、字画、墨迹等，亲自检查整理，重付装潢，汇集辑录完成拾帙，名曰《涉园收集影印金石图籍字画墨迹丛书拾帙》，并附有目录、图画。

△陶氏清拓《北魏太妃李氏墓志》部分

日本侵华后，陶湘不受利诱，拒绝与日伪合作。陶湘藏书，海内外知名，大都争相购买。但因刻书之业无后人继承，陶湘生前就有将遗留藏书及书版交国家保存之愿，他在遗嘱中交代：“待事平之后（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办成则有收入，办不成则宜公藏世守。万勿使之废置，遗弃殊可惜也。”据陶湘之孙陶宗琍女士介绍，陶湘临终前，珍藏大部分散去，而利债亦已还清，所剩万余册精本图书及若干碑帖仿宋书板等，共12大橱寄存天津交通银行。

抗战时期，日本人想收购天津交通银行遗存的精本及书版，遭到陶湘儿子们的拒绝。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湘长子陶祖椿等遵照父亲的遗愿，将剩余的藏书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捐献给北京图书馆。随后，又将天津交通银行库存约40箱书版捐献国家，使陶湘毕生所聚集的最后一批珍藏化私为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聚物藏珍，乐中有苦。涉园藏书的散佚，正如陶湘在《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中所言：“国力之孱弱而文物相与以俱衰”。

别具慧眼识典籍，无奈聚散两匆匆。在中国藏书历史长河中，陶湘先生是一颗流星，虽瞬间即逝，藏书亦流散四方乃至海外，但一册册浸润着墨香的珍贵书籍是后世难得的精神财富，正应了同行章钰那句“早得长生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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