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是宋代史学家范祖禹的著作，为古代著名的史论著作之一。

中国历来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历代学者编写各种史书，都有一个目的，即让后人通过了解历史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让历史成为后人的镜子，指导人们避免前人的错误，吸取前人的智慧，把中国治理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为幸福。重读《唐鉴》，也要知道这一点。

《唐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史论著作，由北宋范祖禹（1041—1098）写成。范祖禹，字淳甫，又字梦得，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中进士，初任资州龙水令，后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在神宗、哲宗两朝历任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著作郎兼侍讲、谏议大夫、礼部侍郎、侍讲学士、翰林学士等职，后因朝廷党争而被贬到外地，先后出任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武安军（今湖南长沙）节度副使、昭州（今广西平乐）别驾，又被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宾州（今广西宾阳）、化州（今广东化州），终在化州病逝。化州民众为纪念范祖禹而建有范公墓，数百年来都是化州的著名人文景观。

范祖禹为人正直，平日不言他人之过，但遇大是大非，则据理力争，绝不模棱两可。担任皇帝侍讲（为皇帝讲解古代典籍的官职）时，能把古书中的思想意义讲得清楚而深透，并能结合当时的政事加以分析，因而被苏轼誉为“讲官第一”。

范祖禹的传记在《宋史》卷三百三十七《范镇传》之后，要了解范祖禹的事迹，可读此传。范祖禹的著作除《唐鉴》外，还有《帝学》《孟子节解》《神宗实录》《仁宗政典》《论语说》《古文尚书说》《诗解》等，他的诗文合编为《范太史集》。

范祖禹撰写《唐鉴》，是他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副产品。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自己负责全书的统稿，兼撰先秦部分，此外又挑选了一些专家共同编写，如汉史专家刘攽、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刘恕、唐五代十国史专家范祖禹，让他们每人负责撰写一个时代的历史，再由司马光最终修改定稿，可知这是集中了集体智慧的历史巨著，故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

《资治通鉴》中的唐代及五代十国部分，是这部巨著的最后部分，也是内容最丰富而详尽的部分，因为紧接着这个时代，就是司马光和范祖禹所处的北宋。他们对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有着远比其他历史时代更为深切的感情与理解。由此可知，范祖禹负责撰写《资治通鉴》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在整个《资治通鉴》的撰写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份量。

范祖禹为完成《资治通鉴》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跟随司马光在洛阳工作了十五年之久，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精心整理史料，仔细研究唐及五代十国历史的各种问题，出色完成了《资治通鉴》中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的撰写。等《资治通鉴》全书完成后，范祖禹还觉得有不少问题未能在《资治通鉴》中充分阐述清楚，所以他把自己关于唐代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写成《唐鉴》。

书成之后，范祖禹把它献给宋哲宗，希望宋哲宗能以刚刚灭亡的唐代历史为鉴戒，学习和吸取前代帝王治国理政的智慧，而不要重犯前代帝王的错误，这是他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史为鉴”思想的又一次体现。

据宋版《唐鉴》影印本

《唐鉴》完成之后，范祖禹为《唐鉴》写了一篇《序》，说明了他要撰写此书的根本目的：

考其（唐）兴废治乱之由。

也就是说，他要分析和总结唐代从兴起、强盛而后逐渐变弱并终至灭亡的原因是什么?为此他先考察了唐王朝是如何兴起的？他认为唐高祖李渊能“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的原因在于隋王朝的统治已经“大坏”，而唐的起兵是“以治易乱，以宽易暴”，所以使“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

这说明一个王朝无论曾经如何强盛，也会因为帝王治国不善而使这个王朝的统治从治到乱，所谓的“大坏”，就是“大乱”的结果，由于“乱”而使整个王朝垮掉了，这就是“大坏”。用今天的话说，“大坏”就是彻底垮台了。所以唐的起兵反隋，是用治来代替乱，是用宽政来代替暴政。这就是所谓的“以治易乱，以宽易暴”。易，就是代替的意思。“宽”与“暴”相对而言，暴政是对待官与民都非常残暴，毫不顾惜他们的利益，不拿他们的生命当一回事，而宽政则是实行宽松的政治，使人们都生活在和谐的环境中。

这也说明，隋的“大坏”，是由隋王朝的暴政引起的必然结果，而宽政则是挽救这种暴政之恶果的唯一正确之道。正因为如此，唐王朝才能一举而取代隋王朝，使天下人民都愿“归往”于唐王朝的统治，而摒弃隋王朝的暴政，因为这样一来，“天下之人”才能得到“安息”。换句话说，谁能让人民得到“安息”，谁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所谓“安息”，就是平安与休息之意，不再因暴政而处于危险与不得休息的境地。而这也是天下人民最为欢迎的局面，是统治天下最好的局面。

但新王朝建立之后，最大的问题是使这个新的王朝对于天下的统治稳固下来，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唐王朝做到了这一点，范祖禹认为其原因是能做到“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他认为这就是唐朝能够兴盛的原因。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君与臣都能做最正确的事，在古代的社会制度下，君是最根本的因素，臣是辅助性的因素，对于君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明”。

“明”不是个人在智力上的聪明，而是在政治上的开明、明智。君能做到在政治上开明、明智，就能识别、判断和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担任各级官员，这就保证了“臣忠”不是臣为了讨好君而装出来的假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为臣之人的素质。

“忠”也不是臣对君的个人忠诚，而是臣对于整个国家命运、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大忠诚和负责精神。开明、明智的君所要求的臣的“忠”，就应该是这样的“忠”，而不是臣对君本人的言听计从甚至是阿谀奉承。

用“外包四荒，下遂万物”作为衡量君臣治理天下的客观标准，是非常有效的，其他的事情都不能有效地衡量君臣治国的效果，无论文人墨客或大臣官僚如何歌功颂德，都不能真正衡量出君臣治国的真正效果，只有从四荒与万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才能真正看出君臣治国的实际效果。所以范祖禹说到唐王朝的治国成功与统治稳固，只用这几句话就足以揭示其中的道理了。

这就是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的整体纵观与深刻分析所能得出的最简明而有效的结论。这一结论无论观察哪一个王朝，都是足够有效的。

但唐王朝初期君臣能做到的，不一定保证后来的君臣也能做到，这就造成了唐王朝的由盛转衰，由强变弱，由胜利走向灭亡。范祖禹研究唐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当然也会看到盛唐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就逐步走向衰亡，他考察了这一历史转变的根本原因，认为就是：

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

“子孙忘前人之勤劳”，正是说明唐王朝后来的君主不能像初期的君主那样勤劳治国，变得懈怠，不能尽心尽力治国理政，这就使“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即在上的天不再帮助唐王朝，在下的人民也不再顺从听命于唐王朝。

所谓的天助，不是说天有意志，能有意帮助一个王朝，而是指整个客观环境不再为唐王朝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使唐王朝的统治之内产生了分裂与破坏的因素。而在唐当初起兵反隋时，似乎有天之助，所以能够顺利成功。当时的天助，也不是有意志的天来帮助，而是当时的整个天下的各种因素汇合成为有利于唐起兵来取代隋的综合条件，到唐王朝由盛变衰而走向灭亡时，也存在着这种可称之为天的客观综合因素，这都不是哪一个人有意地造成或主观地决定的，而是整个客观环境的各种因素汇合在一起的综合效果，所以古人就用“天”来说明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王朝的兴起还是强盛以及衰弱或灭亡，都在客观上存在着整体的综合因素，由此造成一个王朝的兴亡盛衰，所以中国古代在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而提出了一句名言：“顺乎天而应乎人”，简称“顺天应人”。

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古代经典《周易·革卦》里的一句话：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卦》的意思是说天地在不断地变化，由此构成了四季的变化，这是说变化为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没有永不变化的事物。而历史上的商汤、周武王的“革命”，即他们采取军事行动消灭了已经腐败残暴的夏桀与殷纣王，使天命从以往的王朝手中转到自己手中，完成了王朝的更替，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革命”，即“天命的变化”（革指变化，命指天命），而商汤与武王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顺乎天而应乎人，即顺应了天意与人心。在天意与人心要求进行改革时，顺乎这一要求，就是顺天应人，由此完成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就是“革之时大矣哉”。所谓的大，就是说变革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使整个世界与万事万物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唐王朝的兴起并强盛，是顺乎天应乎人，它的衰弱灭亡，也是天意与人心的客观要求，使唐王朝不得不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人所说的“顺天应人”，就是种种客观因素造成了一个王朝的兴亡盛衰。范祖禹说的“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就正是唐王朝不能顺乎天，也不能应乎人，上天与人民皆抛弃了唐王朝，所以唐王朝必然由盛变衰，由强变弱，逐步走向灭亡，也就是范祖禹所说的“宇内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宇内即整个天下，圯裂即四分五裂，废，即王朝的统治废坏崩溃。可知，范祖禹从唐代历史总结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一个王朝必须顺乎天应乎人，顺应客观环境的要求与天下民心的需要。

但历史的经验教训还不能只看到这一层，还要更为深入地具体探讨其中的问题。因此，范祖禹进一步总结说：

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

一个王朝的兴亡盛衰，根本问题是王朝的统治者如何治国理政，古人就用一个“治”字来概括这个问题。

“治”字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治”，一是“乱”，“治”是治理得好，“乱”是治理得不好，所以二者都包括在“治”字当中。治理得好，是因为由君子来治国理政，治理得不好，是因为由小人来治国理政。这就是范祖禹从治国理政层次对唐代历史做出的总结。

至于在唐代历史中究竟哪些人是君子，哪些人是小人，他们又是如何治国理政的，这在《唐鉴》中就有非常具体的论说，详看本书内容自会明白。所以范祖禹说，怎样分辨君子之治与小人之治，这都“布在方策，显不可掩”，即由他们所采取的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就可明显地看出来，是不可能掩盖得了的。

这也说明了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让后人通过观察前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策之具体内容，就可分辨出这些统治者是君子还是小人，而他们所采取的治国方策的不同，就直接造成了国家的兴衰，这是他们无法掩盖或推脱的历史功过簿。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谁也不能让历史为他们遮掩。所以说，历史就是一面无情的镜子，会把在历史舞台上表演过的所有人的功过是非以及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的实际情况一览无余地显示在后人面前。

范祖禹当时撰述此书，直接的目的是为宋王朝的君主从唐代历史中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所以他在《序》中强调说：

唐王朝的兴衰转变，对宋王朝的帝王来说是“今所宜监”的，按照古人所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的态度，以唐为鉴，故其书名为《唐鉴》。

从这里可以看出以史为鉴的重点是在于吸取灭亡了的王朝与帝王的错误，所以说不可不监于有夏和有商，即是以夏桀和商纣为鉴戒，宋以唐为鉴，也就是以唐朝后期君主的错误而导致唐王朝走向灭亡为鉴。治国的成功学不好，还不至于亡国，治国的错误不能认真总结与认识，就会导致亡国，所以以史为鉴的重点要放在以前人治国的错误为鉴上，当然，同时也不要忽视前人治国的成功经验上。换句话说，认真总结学习前人治国的成功之处，才能防止前人治国的错误与失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要以鉴戒前人的错误为主，学习前人的成功为辅。这也是认真阅读《唐鉴》所能得到的重要认识。

范祖禹在向皇帝献书的时候，又写了一篇《进〈唐鉴〉表》，其中又提出一个问题，即以史为鉴来帮助在位的帝王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正确的施政措施时，需要“下之戒上，臣之戒君”，这是为臣者的责任。

古代是君臣制，君虽然具有莫大的权力，是治国的主导者，但君不能只靠自己一个来治理整个国家，所以需要众多的大臣来负责各方面的事务，因此臣僚们有责任帮助君主，一方面是在事务上为君主分忧解愁，把自己所负责的事务办好，让君主放心，另一方面则要对君主进行监督，在君主做出错误决策时，从自己所负责的事务的角度向君主提出积极性的建议，以纠偏止误，不能一味唯君是从。

所以范祖禹认为臣僚应该负起“戒上”“戒君”的责任。戒上是指对上级要有所提醒和告诫，戒君则是对君主要有所提醒和告诫。总之，作为下级或臣僚，对其上的官与君，也不是一味地服从，而应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帮助上级和君主防止出现错误。

范祖禹的这一思想是有道理的，因为上级和君主不是神仙，不可能所有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必然会有错误的决策，下级的臣僚应该更为了解具体情况与实际事务，由此来判断上级和君主的决策是不是全都正确与可行，及时提出建议与告诫，这才是真正的“臣忠”。即忠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单纯地忠于上级和君主。

由此可知，范祖禹所说的史鉴，又包括臣僚对上级及君主的提醒告诫和劝谏，而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中本身就是一个优良传统，是古代儒家一再强调的臣僚的优秀素质之一。从史鉴的角度看，臣对上级和君主的提醒告诫，就是由臣僚来做上级和君主的鉴（镜子），通过臣僚提供的“鉴”（镜子）而使上级与君主看清楚国家治理的各种事务的真实情况，不至于陷入聋盲境地。

总之，范祖禹在这篇《进表》中强调历史的借鉴，就是“以古验今，以前示后”，这对于帝王君主来说，可以起到“进哲德而养圣功”的作用，即使帝王提高自己的哲（明智）与德（品德），由此养成君主的高素质之功。圣是对君主的称呼，功则是指君主的个人素质之功效。換言之，在范祖禹看来，历史之鉴戒，是促进和提高君主个人素质的有效工具，而这正是保持治国理政之正确性的有力保障。

范祖禹还为此书写了一篇《上太皇太后表》，即把此书献给太皇太后。
宋哲宗即位时年仅九岁，由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即宋英宗的皇后高氏，英宗之后为神宗，哲宗是英宗之孙，太皇太后就是哲宗的祖母。

当时太皇太后对哲宗极为严厉，朝中大政实由太皇太后掌控，所以范祖禹给哲宗献书，也要同时给太皇太后上表说明情况。在这篇《上太皇太后表》中，范祖禹向太皇太后说明了以史为鉴的重要作用：

观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来……稽参得失，监观成败。

这是说为哲宗献上《唐鉴》是为了让哲宗了解唐代的历史，参考唐代治国的得失成败，以便更好地治理好大宋的天下。他又在《表》中说明了以史为鉴的方法就是要注意细微之处：

治乱兴废，皆起细微。言之于已然，不若防之于未然，虑之于未有，不若视之于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细微”是指君主治国的细小之处，包括君主个人的言行、治国的政策、用人的取舍等，一切事务的细小之处都是所谓的“细微”。细微在开始时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长此以往不加以改正，则积久而害大，等到危害积大而严重时，再想纠正，就太晚了，无能为已。所以一切都要从细微时开始加以纠正，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不让一切错误从细微发展为重大。

“已然”是指错误与危害已经形成，非常明显，人人都能看到了，即危害变得严重。“未然”是指错误与危害还没有形成，人人都看不到，都不加以注意。但“已然”时难治，“未然”时易防，所以要从“细微”初起时加以防止，不要等到了“已然”时才来劝说。

但对“细微”的观察，又离不了对前人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即要以前事为师，才能把后事做好，而不出错。由此又说明了以史为鉴的重要性，即在防备各种错误的积重难返上，也是必须要借助于历史鉴戒的。

由此可知范祖禹《唐鉴》所要提醒告诫君主与臣僚的主要意旨，以及他之所以探讨唐代兴亡盛衰而总结出来的根本经验，今天重读《唐鉴》，对此必须了然在胸，才能把他书中所说的内容深入体会，才能使我们今天读此书确有收获。

《宋史·范祖禹传》称赞范祖禹“长于劝讲，平生论谏多达数十万言，其开陈治道，区别邪正，辨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蕴，虽贾谊、陆贽亦不能过。”

通读其书，可使后人洞悉唐代三百年治乱史，因此《唐鉴》确有帝王之师的宏大气度。

《唐鉴》问世以后，影响很大。与《资治通鉴》并重于当时，范氏被尊称为“唐鉴公”，有些达官贵人看到范祖禹之子，只称他为“唐鉴之子”，而不称范氏之名。

张端义《贵耳集》曾记载宋高宗的话，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

其书也极为二程之一伊川先生称道，认为“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也赞誉范祖禹及其《唐鉴》为“良史”。

这都说明后来的学者对范祖禹及其《唐鉴》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显示出《唐鉴》对后代学者的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认识到《唐鉴》的重要历史价值，这就是：它不仅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了唐之所以成功并走向鼎盛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认识了唐从盛而衰而弱而亡的过程与原因所在。

一般而言，人们往往只去赞叹与欣赏盛唐的万千气象，而对唐的衰弱灭亡则言之甚少，知之不详。《唐鉴》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能让人们重视唐代历史不为人们注意的方面，并找出其原因，让人们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哲理，就是把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看成一个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一个事物乃至一个王朝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同时它也必然会从强到弱，乃至灭亡，失去其存在的力量。在历史上，观察任何一个王朝，无不是这样，所以中国古代的哲人由此总结出这样的真理。古代的哲人，如孔子、老子以及历代有思想的历史学家，都认同这一真理，并把它贯穿到对历史和社会的观察当中去。

更为重要的不是观察和总结过往的历史，而是运用观察历史所得到的经验教训来观察与指导现实。前人的观察与总结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书面上，而应化为现实人们的思想与文化素质之必须具有的素质。这样，才能使前人的历史观察与总结，成为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才能不辜负前人辛苦总结的用心。

范祖禹撰写《唐鉴》，是要为当时的宋哲宗们提供历史的一面镜子（鉴就是镜子），更希望它能成为后来君臣治理国家的宝贵借鉴。《唐鉴》，不仅仅是以唐为鉴，更应该是以史为鉴，而且要鉴之于现实，鉴之于当下，鉴之于自己，这样才能充分看出《唐鉴》的历史价值与思想价值，才能充分实现这些价值，才能真正地把古人的历史智慧化为自己的文化素质，增强自己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与水平。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治理能力与水平的问题，而古人早就为君臣们提供了优秀的学习教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它们，不学习它们，不掌握它们呢？

当然，现在来读古人的著作，还存在着较多的困难，一是语言文字上的阅读障碍，二是思想文化上的理解障碍。所以还要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仔细的阅读，弄清楚其中丰富的言外之意，因此，需要细读古书，从中得到有益的历史文化之教养。

要细读古书，一定要利用它们的最佳版本，这是阅读古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唐鉴》现存最好的版本是宋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这部珍贵的宋本。我们就用这个版本来细读《唐鉴》。

南宋吕祖谦为《唐鉴》作注的版本

20世纪30年代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唐鉴》中的范祖禹《进唐鉴表》